“赶英超美”的印度愿景背后, 莫迪最深层的隐忧浮现
印度的长期发展面临基础设施不足、教育和职业培训不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以及环境消耗过度四个主要障碍。印度饱含矛盾的政治经济结构则难以克服这些问题。首先是国家能力不足。组织能力、技术能力、财政能力和政治能力四个方面的缺陷，使政府部门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其次是充满矛盾的联邦结构。莫迪政府的强势破坏了地方自治，但是在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强势集权反而削弱了地方运转的效率。在这些结构性因素制衡以及政府的短视下，印度未能适时推动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经济结构性转型，亦即推动经济从低技能劳动密集性产业向更高端的制造业转型。转型失败的结果是就业增长的急剧放缓，人口红利如今成为“定时炸弹”。
印度的故事表明，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陷入一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中。经济“寡头化”以及急剧增长的财富不平等，反过来伤害了经济长期发展的根基。尽管印度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印人党通过政府项目宣传和宗教民族叙事的合法化策略，屡屡赢得选举。然而，合法化需要实际治理绩效来加以支撑，本次选举中最引人注目的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以及印人党意料之外的相对失利，就是一个警钟。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New Left Review，仅代表作者观点。
“新”印度：政治经济诊断
文｜Pranab Bardhan
翻译｜李半田, 谈行藏
来源｜New Left Review
▲ IMF数据显示，印度GDP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图源：IndiaTV
1 印度发展的四大障碍
自独立以来，印度在国民收入、预期寿命、扫盲、交通、公路网、通信和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私营企业充满活力，技术在不断进步——特别是国民身份认证和支付系统的数字化——普遍的社会觉醒和其他社会经济指标的上升趋势也都非常活跃。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度仍有相当大的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掘。按照传统的计算方法，21世纪初印度经济发展态势非常强劲，尽管这种态势自2010年以来的十年间有所下降，但增长依然是印度经济的基本面：人口中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在各个领域发扬蓬勃的企业家精神，以惊人的速度实现着印度道路、移动通信和数字技术的互联互通。
然而，重大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正在阻碍这些增长基本面的充分实现。聚焦于长期发展，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一）基础设施
近几十年以来，印度经济一直受到基础设施（铁路、公路、电力、灌溉、港口、机场等）严重赤字的负面影响。尽管近年来有所改善，但与保持总体经济稳健增长的需求仍相距甚远，更不用说与在基建方面取得耀眼成就的中国相比了。物流不畅和基础设施陈旧使得印度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长期以来，公共预算一直用于补贴、工资和偿还外债，留给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相对较少。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绝大多数是收入赤字（约70%），这是公共投资能力萎缩的另一个指标。尽管基础设施公共投资赤字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补充，但经营管理不善、债券比率高、监管不透明、贪腐和任人唯亲等问题依然存在，公共银行账目上的不良贷款堆积如山，贷款方则往往是骗子、银行家和政客勾结设立的。
（二）教育和职业培训
中学教育是许多非农工作的最低标准，而绝大多数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未进中学或毕业之前就辍学了（特别是女孩）；新冠疫情对人力资本造成的巨大损害未得到必要的补救；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十分堪忧，它们甚至不足以支持受教育者从事某些体力劳动；职业培训和技能培养方面的规定非常匮乏（特别是对农村和小城镇青年而言），引导就业上更是无力。在一个所谓“劳动力过剩”的国家，现在许多印度工厂和企业都严重缺乏可就业的劳动力。
（三）健康和公共卫生
新冠疫情证明印度在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问题上，存在长期、重大的社会和组织失败，甚至落后于许多非洲国家。近年来，印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厕所革命”（译注：莫迪政府在2014年发起了“清洁印度”运动，也称“厕所革命”。该运动分为两部分，由印度饮用水和环境卫生部负责“乡村清洁印度运动”，由印度住房与城市事务部负责“城市清洁印度运动”），但公共厕所利用率低、应对公共卫生问题（如儿童发育不良）收效甚微等问题始终难以解决，这些失败也使得印度的公共卫生负担居高不下，生产率相应较低。
（四）环境恶化
这一直是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201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印度自然资源的年度损耗（自然资本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每年近5%（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本身差别不大），而巴西为3.6%，哥斯达黎加为0.1%。在耶鲁大学环境绩效指数中，印度是180个国家中最低的。根据iQAir的数据，全球2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5个在印度。特别是在北部，4.8亿人呼吸空气的污染程度比世界其他地方高十倍，估计每年造成170万人死亡。一场灾难性的水危机也正在迫近。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地下水使用国，抽取的地下水超过了随后两个最大使用国（中美）的总和。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安得拉邦部分地区的地下水位下降了数千英尺；人工蓄水池、水井和小河流正在完全干涸。荒漠化和土地盐碱化严重。至于脱碳，印度约70%的能源供应仍来自煤炭，煤炭获得的补贴远远高于可再生能源。尽管近年来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大幅增加，但化石燃料的总投资仍然比可再生能源多得多。
2 能力低下的官僚机构
所有这些问题——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环境——都涉及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有效性问题，而印度政府的有效性非常低。这点可以从四种相互关联的国家能力——组织能力、技术能力、财政能力和政治能力——来进行分析。
一个国家的组织能力因国家职能的类型而异。印度政府在管理规模大、频次低且有时间限制的活动方面展现了非凡的能力，例如：世界规模最大的选举；世界第二大规模人口普查（译注：2022年3月4日中午12点，印度人口规模达到了14.1565亿，超过中国的14.126亿，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全球最大的某些宗教节日。但在诸如进行成本-效益定价和分配电力等必要的持续工作中，其能力非常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地的政治考虑干扰了从一个庞大且政治敏感的客户群体中收回（或收回不足）成本等事项。在这方面，组织能力和政治能力相互关联。
就结构而言，印度政府的组织能力低下也与绩效激励不足有关。晋升更多的是基于资历而不是业绩。频繁且可操纵的权力交接，让官员们受到政治主导们的严格控制。对于下层官员来说，接受培训和获得专门知识远不如投资政治关系来得实在。此外，激励机制也存在内在扭曲：作为一名公务员，表现出色不会得到多少奖励；但如果你真的作了错误决定——或者正确但有风险的决定没有奏效，而有人从中受益，就极可能招来腐败调查。尽管你最终免除责任，也要承受骚扰和名誉损失。这会让你更可能选择不作为，或者做出安全但平庸的选择。
公职人员也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来达到腐败的目的——作为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他们为理应提供的服务索贿；甚至因渎职而获利（比如在走私、逃税或污染问题上视而不见）。国家行政机关里，许多政客主要关注的是调职和任命，尤其是那些“厚租金”（rent-thick）的职位。即使不涉及分成（rent-sharing），调任到不受欢迎的地方的威胁，以及退休后工作的诱惑，都是让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屈从的主要政治武器。由于缺乏对公共服务的正规监管，旷职现象十分猖獗。很多时候，老师都不到学校上课，或者是在出现时利用职务为私立学校招生，同样的，公立医院的医生也为私人医院招揽病人。
在公共项目审查或社会项目对预期受益者的分发监控方面，国家的技术能力尤为重要。信息技术已经大大扩展了这里的可能性领域。例如公共就业和养老金计划中通过生物识别智能卡直接支付的新系统，提供了更快、更可预测和更少腐败的支付过程，而不会对方案执行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技术实施的最后一英里也出现失误的故事也有许多。正如一些非政府组织指出的那样，公共食品分发项目的中央身份数据存储库案例（译注：Aadhaar authentication是一个集中的数据库，参与验证Aadhaar持卡人提供的生物识别、人口统计和其他相关详细信息）中，许多难获认证的穷人被剥夺了获得食物的机会。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增长的技术和数据收集能力也增强了其监控的权力。莫迪政府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能力打击潜在的公民社会反对派，并将旧殖民法律武器化。
印度政府的财政能力极其薄弱，印度政府本身规模相对较小。2019年至2020年，税收占印度GDP的比例仅为17%，这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异常低。这又导致印度公务员人数相对人口规模而言非常低，很多已设公职缺乏资金支持。2014年，印度每千人中公职人员数量不到美国的一半，相较于欧洲就更少了。但是，并非所有空缺都是由于资金问题。由于现行的行政体系负担过重且效率低下，因此当选民有所抱怨和不满时，政客们就将这归咎于功能紊乱的行政体系，这反过来又助长了这种依恃主义体系（clientelist system）的延续。在这种体系中，民众无法得到本应由政客们提供的额公共服务，而政客们则通过提供特别优待来换取选票。
国家财政赤字是一个关键问题。印度的公共财政状况极为糟糕，近几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印度中央政府借贷总额的近70%被用于为经常性支出，其中大部分是工资和偿债，这对扩大资本性支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新冠疫情造成了大量劳动力工资降低甚至失业，特别是城市非正规部门，事实证明，印度政府在提供救济服务方面是世界上最吝啬的政府之一，原因之一便是巨额财政赤字，和（过度）关注自身国际信用评级。
印度税收与GDP之比特别低的一个原因是其庞大的非正式部门，该部门雇佣了近四分之三的非农业职员，这群人不在征税范围内。即使是在正规部门，印度的个人长期资本利得税率远低于巴西、中国和南非；大约60%的长期资本收益属于那些年收入超过1000万卢比的人。从个人所得税中扣除投资所得也对富人有利。尽管近几十年来富人的资产持有量和亿万富翁的数量急剧增加，但财富税和遗产税依然为零。间接税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社会效应不断递减。富裕阶层享受的免税、优惠和无端补贴占据印度GDP的约8%。为了安抚“中产阶级”，印度在2019年将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一倍，这更使得印度本已很小的所得税税基进一步萎缩。2019年9月，莫迪政府大幅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率，这导致税收骤降至接近卫生预算总额的一半。最后，国家的经济能力受到富人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和游说力量的限制——这引出了国家政治能力的问题。
国家政治能力要求政府有能力抵抗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并对长期目标维持可信承诺。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无法减少对化肥和能源的巨额补贴，更不用说对最大的收入来源农业的零税收政策。这清楚地表明，面对富农和化肥公司的既得利益，印度的政治能力薄弱（有证据表明，在印度最大的地方邦北方邦，公共设施的电力传输损耗——主要是由盗窃造成的——在邦议会选举前急剧上升）。同样，对资本和财富征税能力的欠缺表明，与富人相比，印度政府政治能力薄弱。
官员阶级，包括高级政治家和官僚，形成了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印度许多公共部门企业效率低下的一个原因是，政客和官员紧握权力不放，任人唯亲，贪腐成风，拒绝让企业在管理上拥有任何真正的自主权。自1990年代经济自由化以来，公共部门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与中国相比，印度公共部门企业的商业化一直相当肤浅，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相关部门的控制。即使在私营部门，官员对监管机构的控制也助长了垄断和效率低下。这些机构通常堆满了退休官员，他们尊重政治领导的意愿，不搞破坏，对需要管理的事务放任自流，也通常缺乏专业知识和良好管理策略（专家的横向任命往往会受到整个官僚机构的全力反对）。近年来，监管机构数量激增，但其一般结果就是用类似的死板程序给官僚主义层层加码。大多数监管机构都没有惩罚违规行为的权力，也没有财务和聘用自主权。大部分官僚机构、调查机构（如中央调查局、执法局、国家调查局）和警察系统都高度政治化，经常故意使自己无法服从执政党。
3 充满矛盾的联邦结构
即使在中央政府运作良好的地区，地方政府的效率也很低。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计划实施的主要障碍在印度社会根深蒂固，例如，传统的性别或种姓规范往往严重限制了旨在改善妇女或低种姓人群的发展计划在基层实施。在这里，国家能力的失败实际上反映了地方社会的失败。另一个原因与印度联邦结构的过度集权有关，自印度建国以来，这种集权就开始抑制地方的效率。
具体来说：在制宪者的心目中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考虑。第一，印度社会和经济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村的、多样化的、非正式的。因此，权力下放显然是一条民主之路，它符合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希望民众享有自治权并拥有信息获取能力的愿望。此外，制定者担心地方社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受压迫者可能需要中央权力干预以获得救助。最重要的是，各邦分治的直接背景和与其相关的暴力事件让制宪者们警惕着离心力和分裂倾向。因此，他们试图加强中央政府对地区各州的权力，其程度对联邦国家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在印度，中央政府有权临时接管地方邦政府，重新定义和调整地方邦，与邦建立“并行”的（concurrent）司法管辖权，并行使范围广阔的“剩余”（residual）权力和紧急权力。最具弹性的财政收入来源通常由中央政府定义，因此各邦在财政上永远依赖中央政府。如今，尽管各邦承担了中央政府总支出的60%，但它们平均仅获得40%的财政收入，在印度北部人口稠密的贫穷邦就更少了，而这些邦的借贷则需要得到中央的批准。
围绕这种纵向财政失衡的政治和经济紧张关系一直是印度联邦制的一个特点。1990-2010年期间，随着新兴的地区性政党开始在中央联合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印度联邦主义安排失衡得到了部分纠正，但这些纠正没有被制度化，所以后续政府可以轻易改变它们，2014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就开始了一党专政。印人党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即单一强势领导之下的国家统一和文化同一。尽管其选举策略依赖于微观管理与各地区种姓和次种姓的内部联盟网络，但一旦选举结束，政府就会将所有权力集中在总理办公室，因此即使是印人党统治的邦政府也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力。
在非印人党主导的邦，莫迪政府以各种其他方式破坏地方自治。第一，以国家安全为名，单方面取消了本已被严重削弱的自治权，原本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本应获得该项赋权，却被印度分裂成了两个由中央管理的地区（译注：2019年8月5日，莫迪政府宣布决定废除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自治权，并将其拆分为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和拉达克两部分）。中央政府还接管了相当一部分边境邦的管辖权，并将它们置于边境安全部队（BSF）管辖之下。在其中许多邦，军队根据《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拥有广泛和任意的行动许可。
第二，中央政府利用党派任命地方官员以干涉地方行政职能，任命多是违反程序正当性的。中央政府往往绕过邦政府，直接向地区一级的公职人员下达命令，例如中央资助计划的固定执行事务上。最近，印度中央政府提议改变印度行政部门的规则，以便进一步集中官僚机构。
第三，中央政府通过废除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严重侵犯了各邦的财政结构，该委员会的大部分拨款授权已移交给财政部，将第十五届财政委员会的职权调向了更加集权的方向（尽管委员会已经巧妙地试图绕过一些变化）。它强加了各种各样的地方税收和附加费用，缩减了与各邦分配的收入池，并推迟了勉强分配给各邦的商品和服务税（GST）收入——为此，各州同意放弃部分财政自主权，希望获得更大的补偿。
第四，在法律与秩序、农业和劳工立法方面，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与各邦进行任何磋商就强行通过了独断性法律。对少数民族和持不同政见者肆意使用《非法活动防止法》（Unlawful Activities Prevention Act），利用中央调查机关对反对派政治人士进行调查，这都是对惩罚性权力的任意集中和对国家秩序的破坏。
其结果是，政府所谓的“合作联邦制”（cooperative federalism）一直是一种欺骗，中央政府与邦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混乱和不信任，这也反映在对新冠疫情的管理不善上。当2020年3月第一波疫情来袭时，印度总理在没有与邦政府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突然实施了不必要的大规模封锁，并强行通过了一项中央灾害管理法（Disaster Management Act），该法案没有考虑印度不同地区所处的不同疫情阶段和不同感染发病率。这给这个国家造成了数不清的痛苦。在2021年春季发生的第二波疫情期间，政府没有对医院病床或氧气进行协调或预先规划；这一次，莫迪的领导进入冬眠，还指责各邦政府做得不够。
应该说，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印人党破坏联邦结构的同谋。当查谟和克什米尔被单方面分割，克什米尔人民的自治和尊严被进一步践踏时，几乎没有任何邦政府表达反对意见。各邦政府的集体行动的障碍不仅有党派分歧，还有各邦之间经济差异——缩小差异需要向较为贫穷的邦进行再分配的财政转移支付，而富有的邦会对此感到不满——以及人口失衡，尤其是南方和北方之间。在财政转移中使用人口数量作为标准可能会伤害那些在生育控制方面更成功的邦。
部分由于这些分歧，邦政府很少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首席部长理事会来与中央政府协调，也没有尝试振兴目前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的邦间理事会（Inter-State Council）。商品和服务税理事会（GST Council）本可以成为中央政府谈判的论坛，却变成了不平等和敌对关系的竞技场。事实上，许多邦政府本身在将权力和财政下放上也是失职的。即使在反对派统治的邦，地方政党也是高度集权运作，而地方机构的选举则是在超地方规格下进行的。印度副省级地方机构在公共服务和设施的最后一公里交付方面表现不佳，在中国，副省级政府支出往往超过政府总支出的一半，而在印度，这一比例仅为3%。在印度的主要城市，城市规划和发展项目由邦政府控制的机构设计和运营，不对选举产生的市政负责，导致了大量的不协调和功能失调。
4 失败的经济结构转型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发展过程由经济结构转型组成的，让人从繁重低产出的农业和非正规部门转向产出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东亚，这种结构转型相当成功，为农村移民提供了数百万正规制造业的就业机会。
然而，在印度，它就没那么成功了。低技能的新劳动力主要挤在低生产率的农业和非正规部门，45%的工人辛苦劳作，只生产约15%的GDP。绝大多数工人仍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或者是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工人（几乎没有福利）。印度成功故事都在资本密集型或技能密集型制造业（如汽车，制药）或技能密集型服务业（如软件，金融 和商业服务）。在其他种类制造业中，低技能工人有更好的机会，但行业扩张前景一直黯淡。2000到2020年间，印度非石油商品出口总额中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例下降了近一半。制造业占总就业人数和GDP的百分比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在过去几年中有所下降。自1972年全国抽样调查开始收集数据以来，印度的就业增长始终缓慢；1999至2018年间，就业增长更是急剧放缓。印度现在是世界上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这些事实给经济和政治埋下了危机，所谓的人口红利——有大量年轻工人却缺乏就业前景——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青年帮派和各类私刑暴徒经常制造破坏和暴力，令人不安；最近印度北部因有工作保障的征兵数量下降而爆发的冲突也是一个警示信号。即使创造了就业机会，需求和供应之间也存在重大的区域差异。过量的年轻人主要集中在北部各人口大邦，那里治理不善和基础设施不足限制了就业增长和福利供应。而印度西部和南部，就业机会的增长更为活跃。邦际移民起到了部分缓解作用；但是，由于需要安排的人口数量巨大，错位的高昂成本和本土主义骚乱都不是移民能解决的；一些邦已经宣布工作机会要保留给当地工人。
另外，政府完全没有反补贴措施，持续鼓励外资在印度进行有价证券投资的政策导致卢比被高估，抵消了劳动力成本在出口上的优势。早先的一系列中央劳工立法现在已经被四部新法律（尚未“公布”）替代。虽然简化混乱纠缠的旧劳动法是积极的行动，但一些新法律稀释了劳工权利，还削弱了仲裁法院在劳资纠纷中的权力。这些法律未经讨论强行通过了议会，跟2020年《农业法》（2021年，该法律在旁遮普和北方邦选举迫在眉睫时的大型抗议而被废除）情况一样。但到目前为止，劳工还没有发起过任何能与农民行动相比较的持续抗议活动。这可能是由于印度有组织劳工的讨价还价能力低下且数量较少。
在目光短浅的资本家及其金融媒体支持者的欢呼声中，莫迪政府实际上正在推动经济走向更加垄断，更多劳工骚乱和生产效率停滞的方向。这在一些引起国际关注的工厂暴力事件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确，例如：被工人洗劫的纬创资通（Wistron）iPhone组装厂，有大约2千名永久雇员和7千名“合同工”，后者没有任何工作保障或福利，也没有工会。工人们的不满包括不支付或延迟支付工资，不经提醒和协商将工作时长延至12小时，以及夜班女工的安全保障不足。公司和政府都没有意识到，与工人谈判，共同维护工作稳定、福利和培训计划可能有利于保障长期生产效率和利润。
5 财富不平等与经济“寡头化”
印度家庭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已经非常高，又在过去几十年里进一步飙升。《世界平等报告》表明，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大约33%的财富，而人口中下半部分的人拥有大约6%的财富；199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6%和9%。这种不平等产生了拉丁美洲式的“秘密经济”，有限的经济部门满足了富裕的精英需要的资本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商品，而一般经济则受制于需求不足和产能利用不足，总投资和就业水平因此低下。
企业集中度如何呢？一项研究估计，印度20家最赚钱的公司在1990年创造了14%的企业利润，2010年为30%，2019年为70%，证据表明，这些利润的主要来源是股票市场，而非产能提升。这种程度的企业集中度可能是印度遭受重创的实体经济与其普遍繁荣的股市之间严重脱节的原因之一（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带来的流动性增加可能是另一原因）。
1991到2011年，随着区域政党崛起，地区资本和新兴商业集团不断出现。但现在，随着一党统治和自2014年以来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权力集中，政治经济已经变异为“集团化”资本主义。项目对资本量和新技术（包括数字驱动的规模经济和网络外部性）的要求使新的地区企业背负沉重债务，虚弱不堪。一般来说，国家市场一体化会让大公司，而非小公司或地区公司受益。莫迪的废钞令和执政初期一般商品和服务税的拙劣执行，也将印度的中小企业往绞索上推了一把；新冠疫情和政府最初的严厉封锁则对它们施加了进一步的沉重打击。
其结果就是：市场竞争已经枯萎。大多数行业——电信、航空、钢铁、水泥、铝、油漆、合成纤维、汽车、卡车、轮胎、消费电子产品——只有两三个参与者，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保护主义限制了外国竞争的作用。印度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无疑属于任人唯亲的寡头政治。优惠和特殊监管豁免往往保留给某些特定的大公司。某些情况下，规则会被随时更改，以帮助亲信。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阿达尼集团机场收购案，使其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一个机场没有，变成印度最大的机场经营者。又例如，电信监管局（TRAI），在公众对Reliance Jio的掠夺性定价抱怨之后，修改其已有规则中对“主要市场支配力”定义的匆忙举动（译注：印度电信监管局曾多次违反规则，帮助Reliance Jio成为市场领导者，此处的调整定义，将Reliance Jio排除出了受监管对象范围，给予了其更大活动空间）。其他例子还包括：扭曲原有的环境法规以支持阿达尼的矿业；对外国零售商的进入施加多重复杂限制，以帮助Reliance Retail的行业链，等等。
结果是戏剧性的。2014年，穆凯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在全球富豪榜上第四十位，到2020年，他已成为第四，他的净资产在莫迪时期翻了两番。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的净资产在同期增长了两倍（现在他应该是亚洲最富有的人）。即使债务缠身，这些受青睐的企业集团在筹集国外国资金方面也几乎没有困难，因为它们享有一种隐晦的“主权担保”。
任人唯亲的寡头主要集中在不可贸易商品和监管程度高的部门，在这些行业中，获得政府优惠比国外市场竞争的需要重要得多，这些亿万富翁没有创造出一个全球冠军，他们乐得在“厚租金”行业里打滚。印人党的保护主义政策——被称为“自力更生”（atmanirbhar）——最终导致进口投入成本增加，出口竞争力减弱，进而给印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了进一步的障碍，最终形成低生产率的寡头经济。据《经济学人》报道，2016至2021年间，印度千万以上财富获取数据中，通过“厚租金”或裙带行业的比例从29%上升到43%。
利益交换的另一面是，企业资金流向了执政党的金库。被称为选举债券的巧妙骗局——于2017年以选举改革的名义推出——允许大量资金从少数企业集团涌入，且没有公开披露要求，资金主要流向就是印人党，其收入金额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党获得的总和。选举债券可以抵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纳税人在补贴这些对执政党的捐款。虽然公众不知道捐款者是谁，但印度国家银行知道，因此政府也知道。大型国家资本可以将充足的资金输送给单一的国家政党，并在裙带寡头制度中得到适当的奖励。其中一些企业集团还拥有传媒公司，他们很乐意为政府宣传做贡献，而后又进一步加入执政政客的“付费新闻”，政府定期供应的广告，他们还拒绝其他内容。调查记者组织Reporters’Collective最近发现，印人党在脸书上的门户广告商之一是NEWJ，Reliance Jio的子公司，该公司在Facebook上投入了数百万卢比来为印人党做推广。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客的组成也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客的财富中位数在过去二十年中也大幅上升（他们的犯罪记录中位数也是如此），以“商业”为职业的议员数量大大增加，来自其他职业团体的许多政客一旦当选，就会在商业上茁壮成长。
6 莫迪与印人党的合法化策略
尽管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培养寡头且极度不平等，但从其胜选情况和最莫迪的受欢迎程度来看，政府并没有遭受什么合法性的困扰。广大企业和媒体不断的欢呼和公开的吹捧创造出一种胜利的气氛，它反过来又影响了公众的看法。领导人的演讲技巧，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人党的选举机制，跟特定地区的不同种姓和次种姓结盟的做法，获得企业不成比例的大量选举捐款，公然偏颇的媒体，以及反对派根本性的管理混乱，都对印人党的选举合法化过程有所帮助。另外，还有两个事实对印度人民党有利。
首先，莫迪政府为穷人引入了一些新的福利计划，其中分发烹饪液化气罐的家庭液化气救助计划（Ujjawala）和Swachh Bharat厕所建设计划获得最高赞誉；同时，政府还延续了2004到2014年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国会领导下的政府在食品分配、农村就业和经济适用房方面最受欢迎的计划（尽管执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之前强调公民权利，到现在变成总理的“赠与”）。经济赠与的概念通过直接转移技术得到加强，福利金直接转进受益人的银行账户。某些新计划并不是很成功，但从选举合法性的角度看，重要的是印度人民党完全控制自己的品牌宣传和对这些计划非常成功的叙述。政党熟练地将功劳归于莫迪一人，并用新项目的宣传转移对项目不够成功的注意力。
宣传比项目本身更重要。最近由执政党议员领导的议会委员会披露，在两性平等计划的头三年，女孩保护计划（Beti Bachao，Beti Padhao）中约80%的预算用在了宣传上。政府还公开承诺，要向每个家庭提供电力和自来水，在没有任何实质进展时就早早地攫取了政治红利。宣传和实质的对比表明了领导者对普通人的实际关心程度。同时，福利计划的集权化有效地削弱了地方种姓领导人在福利供应过程中的传统中介作用，有效削弱了他们的力量。
其次，当执政党无法控制选民关心的事务——比如一直解决不了的就业问题，食品和燃料价格问题等——的叙事时，非经济叙事就会开始发挥作用，并通过WhatsApp、Facebook、政治戏剧和宗教奇观进行强化。民族主义和宗教的有效融合一直是经济不利信息的强力解毒剂。“在莫迪领导下，我们终于有机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我们经济实力强劲——股市的蓬勃发展，许多估值高达十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正在等待上市；军事实力稳健……”不停传播这种叙事是执政党心理战的核心特征。叙述中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在过去三十年间，由于各种姓和地区群体的政治动员，印度的政治和社会明显变得更加支离破碎；而当前执政党巧妙地利用了莫迪的形象，让他超越了所有分歧，提供了一个令人安心的强力团结的象征符号。第二是对战术联盟的绝佳微观管理，在印度令人眼花缭乱的亚种姓“百纳被”中，通过与印度教的整合和意识形态霸权相结合，使许多“落后”种姓——甚至包括边缘化的达特利人——也投票支持一个充满上层种姓意识形态的政党。
注入宗教的民族主义与印度教多数派相结合，制造了具有数字优势的民主假象，加上民粹主义。所有条件结合，转化为一种强大的合法性形式，执政党从不厌倦使用它，也不排斥纵容商业部门与之相联系。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形式的合法性能持续多久。归根结底，剧烈的同质化，或者将多样的印度教社会强行塞进一种全新的、人造的、有毒的、宗教民族主义的普罗克汝斯特之床（译注：希腊神话中，普罗克汝斯特将旅人骗到床上休息，在他们入睡后折磨他们）中并不太可能。从历史上看，印度教从来就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或标准化的宗教，而印度在语言、文化和其他许多方面都具有极端多样性和强大离心力，“印地语，印度教，印度斯坦”计划和对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除了其他非印度教徒，还有近2亿穆斯林）的公民权、尊严的压抑不太可能长久，除非政府丢掉民主的外衣。此外，执政党带来的社会分裂可能会破坏相互信任和规范协调这两项资本主义立身的制度基础，给经济发展造成障碍。
即使有经济增长放缓和年轻人就业下降的问题，印度人民党2019年还是凭公众对国家安全的恐慌而胜选。但“狼来了”并不是每次都有效。执政党赢得了一些重要的地区选举，但在其他邦（主要是南部和东部）毫无疑问失败了。将来，公民反抗运动和对违反民主文化精神或违反在许多基层地方生存下来的联邦制原则的地区性抵制可能会增加，并形成可观的反对力量，虽然它们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可能不是即时的。
*文章转自New Left Review, July/Aug 2022。限于篇幅，文章有所删节，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Pranab Bardhan
印度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名誉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贫困国家的农村制度、发展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和全球化，著有《印度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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